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如何自救？

闲着玩

《娱乐至死》这本书可谓是大名鼎鼎，其书名更是在各处报道中随处可见。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娱乐至死”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这篇文章，将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著     中信出版集团

《娱乐至死》追溯了媒介由印刷机到电视机的变迁，并解析了“随着这一变迁，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娱乐逐渐取代理性，一切公共话语逐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现象。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试图为媒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并再次重提赫胥黎的警告，告诫公众警惕媒介（技术）的垄断，不要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一、作者及著书的时代背景
尼尔·波兹曼出生于1931年，因肺癌于2003年10月5日在纽约辞世。
从1959年开始，波兹曼便在美国纽约大学的传播学系工作。他还开创了媒体生态学的研究生课程，可以说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
所谓媒介环境学，即是研究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探究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的关系，其研究重点为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和物质结构如何对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娱乐至死》初版于1985年，正是电视媒体异军突起、大行其道之时。彼时，印刷媒介逐渐式微，广播大势已失，互联网尚未崛起，电视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无孔不入，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媒介。
在这种大背景下，麦克卢汉于1964年在其出版的《理解媒介》中提出：“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把所有的事物都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就是讯息，我们难免会感到吃惊。”这便是著名的“媒介即信息”理论。
受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理论和自身教育经历的启发，波兹曼提出了“媒介即隐喻”这一观点。而这，正是《娱乐至死》的核心逻辑。

二、相机与电视
《娱乐至死》里面的观点，和我在此之前读完不久的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有许多相似之处。前者探讨的媒介是电视，后者则是相机。论述对象不同，但是核心观点却不谋而合。
《论摄影》初版于1977年，早于《娱乐至死》，相机的历史更是要追溯到19世纪。如果更较真一点的话，1550年卡尔达诺的“双凸透镜”便可以算作世界上的第一台相机。
《论摄影》的译者黄灿然先生对这本书的主旨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

“摄影表面上是反映现实，但实际上摄影影像自成一个世界，一个影像世界，企图取代真实世界，给观者造成影像即是现实的印象，给影像拥有者造成拥有影像即是拥有实际经验的错觉。”

而在《娱乐至死》的结尾，作者的话语（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警告）则更加直白而直击人心：“（电视使得）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电视和相机，归根到底都是人们了解外部世界和收集信息的辅助工具。然而，工具的魔力实在太大，人们使用它的过程，也是逐渐依赖它的过程。部分人试图反抗，但最终发现这种反抗只是徒劳，甚至还会让其陷入新一轮的痛苦——想要挣脱对工具的依赖而无果的痛苦。
于是反抗逐渐消失，转而代之的是对自己依赖乃至沉迷工具的放纵。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对于这种放纵全无所觉甚至享受其中，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工具。
工具的意义在于服务和便利使用者，但现如今的使用者却忙着钻研如何改变自己以适应工具。
于是乎，波兹曼发出一连串时代之问：

“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鲁迅先生曾说：“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而现在，我们只能说：你永远叫不醒一个对于自己的沉睡一无所觉、甘溺其中的人，他只会惊觉你是个疯子，就像听不见音乐的人认为跳舞的人是疯子。

三、娱乐至死or娱乐致死
随着《娱乐至死》的大火，“娱乐至死”这四个字出现的频率也直线上升。
《娱乐至死》的英文名为“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乍一看，似乎翻译为“娱乐致死”也并无不妥。然而一字不同，含义便大不相同，可谓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娱乐致死即娱乐导致消亡，这句话本身也许并无错误，但如果认为这就是波兹曼在书中所表达的意思，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防止读者的误解，波兹曼有先见之明地在书中作了明确的解释：

“我对电视上的‘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情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

最后一句话充分表明了作者的真实意图：不是批评电视机，而是批评人们企图将严肃的文化用电视节目这一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得理性、严肃变得肤浅、庸俗，还自得其乐，美其名曰传播文化、发扬文化。


波兹曼还提到：“电视的思维方式与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电视的作用是娱乐，娱乐是电视的使命。然而，人们却忽视电视媒介“娱乐性”这一倾向性，不断向其输送并不合适的内容。
放眼当下，不论是个人还是媒体，都对泛娱乐化的各种眼花缭乱的有流量而无质量的电视节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这些抨击中，人们常常打着“娱乐至死”的口号，企图唤起人们的注意。久而久之，社会对“娱乐至死”的理解便也逐渐脱离作者的原意。
事实上，如果用波兹曼的观点来解释上述现象，那么，不论是选秀节目还是虚假的真人秀，其遭受的批评与嘲笑都毫无理由。在波兹曼看来，“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这些节目，只是在忠实地履行电视制造娱乐的使命罢了。
而在促进“娱乐至死”这一事上，CCTV、BBC等才是功不可没。波兹曼认为，传递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传递信息的改变。正如他在《走向伯利恒》这一章节中所说：

“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翻译过来，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严肃的文化可能会成为娱乐的内容，而人们还把这种娱乐当作严肃。娱乐和严肃的界限，已趋于模糊。

四、互联网时代下的反思
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讨论的主要是美国电视时代下媒介的控制。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控制不断没有衰退，反而愈演愈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介的控制几乎无孔不入，娱乐的细胞更是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肌理。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人类会死于他们所热爱的东西”的预言似乎已经成为现实。
在2020年特朗普与拜登的大选中，网友们哀叹川普败选的原因，竟然是自己即将失去众多的表情包和鬼畜素材。虽然该说法不无戏谑之意，但如此严肃的政治事件演变为一场娱乐的狂欢，的确值得思考和警惕。


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大选信息——准确地来说——是娱乐信息。对此，借用波兹曼的话来说就是：“情况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还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媒介正在以一种潜移默化、出人意料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对此我们却还浑然不觉。
在电视时代，图像和声音虽然已成为信息的主要呈现方式，但文字的地位却还并未一落千丈。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文字却可谓已经变得一文不值。30秒甚或是15秒的短视频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群了解信息、学习知识的主要方式。在这短短数十秒的视频中，连图像都好似嫌空间不够似的不断往里塞，我们又如何奢求能有文字的一席之地呢？
有一名作家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谷歌是否让我们变得愚蠢》。文章开头写道：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像是有人或者什么东西在胡乱鼓弄我的大脑，重塑我的神经回路，重新编程我的记忆……曾经，专注阅读一本书、或一篇冗长的文章，对我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不过，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少发生了。现在的我翻了两三页书，注意力就开始飘忽不定，我会突然烦躁不安，失去头绪，接着就开始找别的事情去做。”

从博客到快手、抖音，人们交流的方式不断变化，不变的是文字的式微和声像的崛起。文字，尤其是印刷文字的缺失，让许多人在沉溺于声色的刺激的同时，慢慢失去深入、严肃思考的能力。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最后一句话在任何时候读来都让人毛骨悚然：“我们的痛苦不是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在互联网时代，这句警告似乎已经一语成谶。

五、结  语
在比较《论摄影》和《娱乐至死》的观点时，不得不惊叹于桑塔格和波兹曼对于媒介的强大力量有着极高的敏锐力和深刻的见解力。同时，两本书的论证过程严丝合缝，读来一气呵成而又清晰明了，是非常好的学习论证写作的范例。
在这里想说一说我在阅读《娱乐至死》时的一些与作者略有不同的观点。在《娱乐至死》中，作者并不认可以把严肃、理性的事物作为电视节目的内容，也并不认可在教育层面，电视可以达到和印刷文字一样的效果。
为论证他的观点，波兹曼还引用了一段萨洛蒙的话：“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断，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
毋庸置疑，电视绝不是知识传播、思想教育的最合适的媒介。但问题在于：情况已经很糟糕了，我们必须自救。


《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国家宝藏》等电视节目都不是人们学习的传统方式。如若要深入了解一首古诗词或一件古文物，阅读专业书籍很可能比观看综艺节目更加有效。然而，为何电视节目火爆不已，二专业书籍却几乎无人问津？
因为许多人已经丢失了选择后者所必要的深入、严肃、理性思考的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一味地排斥、批评文化类节目并无效益，不仅与现实不符，还与时代脱节。对于现在的具有教育意义或以教育为定位的电视节目而言，其功能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唤醒，唤醒人们对阅读、思考、求知的欲望。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处于“信息茧房”。感谢《娱乐至死》，唤醒了更多人的警觉。

专业改灯

太精彩了，谢谢作者，不仅澄清了波兹曼对“娱乐至死”的真正解读；引援到互联网社会特别是“视频化”时代的分析也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