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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总有顺逆流

第一国际〔历史国际组织〕

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缩写为IWA），史称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是1864年9月28日建立的国际组织，旨在联合各类左派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团体及为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会。马克思是创始人之一、实际上的领袖。由于会名太长，人们取它的第一个单词“International，国际”，第二国际成立后，始称“第一国际”。



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分支首先使用的标志

• 创始人：乔治·奥杰、亨利·托莱因、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 废除：1876年7月15日
  
• 类型：国际组织
  
• 法律地位：已消亡
  
• 目标：保卫工人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 总部：西区摄政街圣詹姆斯大厅
  
• 地点：英国伦敦（1864年－1873年）/美国纽约（1873年－1876年）
  
• 服务地区：世界性
  
• 会员：500万－800万
  
• 重要人物：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米哈伊尔·巴枯宁、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朱塞佩·加里波第
  

1875年时，已经流亡至英国伦敦的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德语：Karl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是犹太裔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革命理论家、新闻从业员、历史学者、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工作是解释工人和资本家间的关系是什么，并且这一工作为后来诸多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亦是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鼻祖之一。卡尔·马克思一生出版过大量理论著作，其中最著名和具备影响力的两部作品分别是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至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

【注：后人在许多场合经常错误将马克思称作“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然而实际上马克思的出生证明上仅写有“卡尔·马克思”，并且在其他场合也是使用该名称。马克思本人仅有在他的诗集与博士论文成绩单上署名“K·H·马克思”，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希望纪念于1838年逝世的父亲，并且仅在3个文件中称呼自己为“卡尔·海因里希”。虽然恩格斯在为《政治科学全书（德语：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编写马克思相关内容时以“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为标题，但并没有证实马克思的名字中使用中间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语：Friedrich Engels；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为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持。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帮助马克思完成了其未竟的《资本论》等著作，并于1889年推动建立了第二国际。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俄语：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IPA：[mʲɪxɐˈil ɐlʲɪkʲsɐnʲtrəˈfit͡ɕ bɐˈkunʲɪn]，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思想家、革命家，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有“近代无政府主义教父”之称。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法语：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年2月1日－1881年1月1日）是一位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曾以领导人的身份参与过1871年在法国爆发的巴黎公社。布朗基也以其布朗基主义而知名。巴黎公社议会主席。



〔1866年的加里波第〕朱塞佩·加里波第（意大利语：Giuseppe Garibaldi，又译加里巴尔迪、加里波底；1807年7月4日－1882年6月2日）是一位意大利将领、爱国者与政治家。他在意大利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亲自领导了许多军事战役，号称“意大利统一的宝剑”。

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反压迫、剥削的斗争实践使欧洲各国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敌人，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这种意识促进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生。
历史

1863年，波兰一月起义后，7月22日，工人联合会伦敦理事会召开群众大会，抗议沙俄镇压波兰起义，声援波兰人民斗争。法国工人代表团参加大会，与英国工联领袖就联合行动问题交换意见。11月10日英国工人大会通过《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号召两国工人团结共同战斗。

一月起义是指波兰1863年1月开始的一场反俄罗斯帝国的起义。当时波兰民族主义者的主要领袖有右翼“白党”的吉莱尔和左翼“红党”的帕德列夫斯基。在后者主持下，中央民族委员会于1863年1月22日宣布起义。当天夜晚，6000名波兰下层民众组成的起义军揭竿起义。他们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在基埃尔策和卢布林东部获得一些胜利，但由于沙俄军队围剿，转入游击战。起义烽火后来蔓延至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然而，4月至6月，在沙俄的严厉镇压下多处义军都遭到失败，帕德列夫斯基也在5月15日阵亡。

一月起义

【《波妮亚, 1863》（波妮亚为波兰国家化身），扬·马泰伊科绘于1864年，布面油画， 156 × 232 公分，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藏。 内容为1863年1月起义失败的余波。被捕者等待被押送至西伯利亚。 俄军军官和士兵监督铁匠将黑衣妇女（波妮亚）铐上手铐 。 她旁边的金发女孩代表立陶宛。】

戒严期间驻扎在华沙的俄军，1861年。

4月之后，起义的领导权渐渐转入“白党”手中，5月10日成立了民族政府。10月，罗·特劳古特将军控制了政权，镇压地主，一些“白党”开始投靠沙俄政府。1864年3月2日，亚历山大二世在波兰废除农奴制。这些改革使起义军丧失了许多农民的支持，4月特劳古特被捕，起义失败。

1864年9月28日，英国工联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来访的法国工人代表团。出席的还有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的工人等人士。大会建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选出一个21个成员的临时委员会（1866年夏改名总委员会）。10月5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选出委员共50人；并选出一个9人组成的起草章程的专门委员会。马克思代表德国工人参加会议，入专门委员会。他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临时章程》，1871年9月伦敦会议修改后称《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规章》。纲领阐明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宣布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马克思的职务是总委员会委员、德国通讯书记，1871年当选荷兰临时通讯书记，10月当选俄国通讯书记。实际上他领导全部工作，是国际的真正领袖。恩格斯在1870年10月4日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1871年1月～8月，担任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通讯书记，筹备、参加、领导了1871年伦敦会议、1872年匈牙利会议。
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支持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声援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保卫巴黎公社等。总委员会在内部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斗争。分两个时期：

• 反对蒲鲁东主义：蒲鲁东派反对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公开维护私有制度，以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为宗旨的国际，一开始就把反对蒲鲁东派的斗争提到思想斗争的首位。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法语：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年1月15日－1865年1月19日），法国互惠共生论经济学家，首位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也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他1840年出版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提出了让他蜚声于世的论点——“财产就是窃盗（英语：Property is theft！）”

蒲鲁东提出联邦契约制取代国家以及任何集中制的共同体，联邦契约制的根本法则是，负责执行契约的当局永远不能高踞于各组成员之上，联邦的职权在数量上和实际上永远不能超过公社当局或各省当局的职权，正如公社和各省的职权不能超过个人和公民的权益一样。人们按照理性的指示，共同遵守天然和社会的法则，既无政府又有秩序的社会。

1809年，蒲鲁东生于法国贝桑松。

——『政治学说』——

契约规范维护的公平是最高的法律

什么是公平？蒲鲁东做过一个解释，说公平就是自然感觉到和人互助保证对人格的尊重。他认为，公平既是现实，同时又是观念。公平是灵魂的力量，是造成社会生物的首要力量。但是，公平胜过力量，它表示一种关系、均势，它是一切人类行为不可违背的尺度，社会生活中本来含糊不清和互相矛盾的事实，由于公平而变得能够明确和一致。

从公平的原则出发，蒲鲁东要推翻一切个别的法律规范，尤其是国家的法律。他说，国家面对着不可胜数的各种利益，必须不停的开动立法机器，于是，法律、法令、布告、条例、命令等像冰雹一样落在贫苦大众的头上。然而，法律有什么价值？对有权有势的人来说是蜘蛛网，对贫困的小人物来说是钢铁砸不断的锁链，在政府手中是鱼网。

因此，他宣布：我不承认任何法律，我反对号称必要的权力想要加强于我的自由意志的任何命令。在他看来，只有一种法律规范即履行契约的规范才有效。所谓契约就是一种协定，根据这种协定，一个人或多个人有义务对其他一个人或多个人做或不做某件事情。

蒲鲁东认为，为了使个人保持自由，使社会维持公平，我们必须坚持契约观念作为统治地位的政治观念，这种必须履行契约的规范，不仅要以公平为基础，而且要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即共同生活的人们愿意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暴力强制遵守契约。所以，这种规范既是道德的要求，又是法律的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用契约规范维护的公平是最高的法律。可见，蒲鲁东以公平的名义所推翻的其实并不是法，只不过是个别的法律规范而已。

无政府状态是高度完善的政治形式

蒲鲁东为了论证无政府主义思想，分析了王权建立和发展的一般过程。他指出，王权最初是由选举产生的，当人们开垦了田地并建筑城市的时候，各个职位也被私有化了，从而有了世袭的王权和世袭的司祭职位。一旦世袭的原则扩展到最普通的职位中去，就引起了等级的划分、级位的骄傲和平民地位的低落。在他看来，王权永远是不合法的。

不管王权以何种形式出现，君主政体也好，寡头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总是一种人统治人的政治，因而是荒谬的。然而随着社会的觉醒，经验产生了习惯，习惯发展成风俗，风俗又被编制成法律，这时，国王的权威便逐渐减弱，他只能按照并非他所制定的法律来行事。于是，蒲鲁东得出了一个结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人对人的权威是和这个社会所达到的文化发展程度成反比的。

自从世界开始以来，财产和王权不断的受到摧毁，属于意志的主权也在向属于理智的主权让步，这就说明，人在平等中寻求正义，同样的，社会则在无政府状态中寻求秩序。蒲鲁东理想中的无政府状态，他说得很明白，就是没有主人、没有元首的，在这种状态下，自由的契约代替了专制的法律，自愿协商代替了国家的仲裁，公道和平等的正义代替了铁面无私和至高无上的司法，理性的伦理代替了启示的伦理，力量均衡代替了权力均衡，经济统一代替了政治集权。

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国王，谁都不是国王。一切内政问题是根据各省的统计加以解决；一切对外的政治问题则属于国际统计的事情。立法的权力只属于那种被系统认可和证明的理智；每个公民都是立法者，但谁也不能以自己的意志来代表理智。

他说，无政府状态既不是立宪君主制下那种隶属于秩序的自由，也不是临时政府所想要的那种禁闭在秩序中的自由。它是摆脱了一切束缚、迷信、偏见、诡辩，冥想和权威的自由。是相互的自由、自己不加限制的自由。

关于第三种社会形式的设想

那么，社会将如何发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蒲鲁东做了历史的回顾。他指出，人类社会有两种形式：一是共产制，一是私有制。共产制是人类文明的最初阶段，它追求平等和法律。后来，人们运用智慧和推理的方法了解到，如果平等是社会的必要条件，共产制就是最初的一种奴隶制。于是便产生了私有制，它希望求得独立性和相称性。而私有制由于它的专制性和侵占行为，很快就表现出是具有压迫性和反社会性的。

可见，这两种制度目的都是好的但他们所造成结果却是坏的。原因在于两者都排斥一切并各自忽略了社会的两种因素：共产制反对独立性和相称性；私有制则不能使平等和法律得到满足。相对于这两种社会形式，蒲鲁东则提出了称之为自由的第三种社会形式。

他认为，这种社会形式必须建立在四项原则基础之上。第一，平等。他强调地位的平等，也就是说在于机会的平等，而不在于生活的平等。因为有了公平的机会，劳动者就可以求得美好的生活，他毫不侵犯正义和公道；第二，法律。他认为，从对于事实的了解中产生出来的、因而以必要性本身为依据的法律，是永远不会触犯独立性的。

第三，独立性。在他看来，从才能的差别中产生的个人独立性或个人理智的自主，可以在法律范围内毫无危险的存在；第四，相称性。他断言，只容许在智慧和情感的范围内而不许在物质对象的范围内存在的相称性，可以被遵守而不致侵犯正义或社会平等。对于自由的含意，蒲鲁东做了进一步地解释。他认为自由就是平等，就是无政府状态，就是无限的多样性，就是相称性。

在自由社会中，他主张用联邦契约制取代国家以及任何集中制的共同体。每个家庭都与自己的邻居订立契约，从而组成公社；公社之间再签订契约，从而结成社会团体；团体再以契约结成联邦。联邦制的根本法则是，负责执行契约的当局永远不能高踞于各组成员之上，也就是说，联邦的职权在数量上和实际上永远不能超过公社当局或各省当局的职权，正如公社和各省的职权不能超过个人和公民的权益一样。在这里，人们按照理性的指示，共同遵守天然和社会的法则，于是就将出现一个他所幻想的既无政府又有秩序的社会。

用国民银行来改造资本主义，实现互助主义。

蒲鲁东认为，剥削是由于货币出现造成的，而货币的出现则是君主的理性安排，是国家的某些执政者特殊意志的结果。因此，他认为产生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货币。货币的出现破坏了产品只能同产品交换的规律，使产品由直接交换变成了间接交换，这就出现了专门从事交换活动的商人。他们为了追求货币，就随意提高产品的市场价格，因而使小生产者不能用自己制造某种产品时所付出的价值，从市场上买回等值的产品，于是形成了剥削。

在蒲鲁东看来，要消灭剥削必须从解决货币问题入手。于是，他提出了用建立国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方案。他的国民银行具有两种职能：一是向工农业生产者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使他们摆脱高利贷的剥削。二是组织商品的直接交换，消灭间接交换所产生的剥削。

蒲鲁东所谓的直接交换，简单的说，就是透过国民银行把所有的贸易都组织起来，银行把从事贸易的人所提供的参加交换的产品，根据其生产费用折算成等值的银行券，用银行券代替投入贸易的产品，使他们凭借银行券在银行的媒介作用之下，各自获得所需要的并与自己的产品完全等值的产品。这就实现了他的只能用产品来购买产品的公式，从而消除了透过货币进行间接交换所产生的剥削，使贫穷、奢侈、压迫、邪恶、犯罪和饥饿一起趋于消失。

• 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围绕着如何消灭私有制问题展开，涉及到无产阶级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要不要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印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宣传画

1814年春，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出生于莫斯科西北部特维尔省一个家境一般的贵族家庭。其父是职业外交官，派驻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多年。回到俄国后，安顿在自家庄园，四十岁时迎娶了名门望族之女（其堂哥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他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并一度成为十二月党俱乐部成员。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后，老巴枯宁放弃了政治活动，全心专注于打理自家庄园和关注孩子的教育，他育有五儿五女，米哈伊尔是最小的孩子。
14岁时米哈伊尔离家前往圣彼得堡，在炮兵大学接受军事训练。1834年，因成绩不佳被学校开除，派往波兰边境哨所。后来，成为俄罗斯皇家卫队低级军官，派往明斯克。虽然其父希望他呆在军队或政府系统，1835年巴枯宁放弃了这两种前途，而前往莫斯科学习哲学。

哲学兴趣

在莫斯科，巴枯宁很快结交了一帮大学生友人，如别林斯基等。并系统地学习了理想主义哲学。最初，康德的哲学是其学习中心，后逐渐转移到谢林、费希特和黑格尔。1835年秋，巴枯宁在家乡组织了一个哲学小圈子，吸引了热诚的青年参与。1836年，他返回莫斯科，翻译了费希特的几本著作。
他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逐渐增大，从而开始翻译黑格尔的著作。在这段时期，他开始发展自己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与父亲长期争执后，巴枯宁从朋友赫尔岑借了5000卢布，于1840年去了柏林，并在此结识屠格涅夫。此时，他的人生规划仍是成为大学教授（他和朋友称之为“真理的祭司”），不过，他很快加入了所谓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的学生团体，参加了柏林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柏林学习了三个学期后，巴枯宁前往德累斯顿，在那里他开始醉心于社会主义。他对学术生涯失去了兴趣，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提倡革命。俄国政府对他的极端倾向有所察觉，命令他归国。由于他拒绝服从，其财产被没收。于是他转道去了瑞士的苏黎世。

西欧生活

~入狱及流放生涯
他在凯姆尼兹被捕，之后被萨克森当局宣判死刑，这个判决随后被改为无期徒刑以引渡至奥地利。奥地利当局同样也宣判他死刑，同样的也被改为无期徒刑以引渡至俄罗斯。 他被关入彼得保罗要塞三年后，又在什利谢利堡中待了四年。之后在他母亲的恳求下，他被流放至托木斯克。
~重返欧洲
~移居意大利
~第一国际和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兴起

——『政治主张』——

自由
巴枯宁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由动物性状态进化到人性状态。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在为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起草的纲领中宣称：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无需求得任何人批准而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他们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决定，他们的行动只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对于人们来说，只存在一个唯一的教条，一项唯一的法律，一个唯一的道德基础那就是自由。

巴枯宁说自己是自由的崇拜者，因为它能够保障全部体力、智力和隐蔽在每个机体中的道义力量得到充分的发展。一旦它变成一种有限的、形式上的，严格的为国家所规定出来的自由，那么，在现实中他只能是代表以普通的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少数人的特权。所以，对巴枯宁来说，自由是没有其他界限的，这是经过普遍联合的自由，这是在普遍平等之下的自由，这是战胜粗暴势力的自由，这是战胜权力原则的自由。正是这种绝对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成了巴枯宁主义的思想核心和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出发点。

巴枯宁鼓吹绝对自由，包含着一层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反对一切权威。因为在他看来，任何权威必然是对自由的约束，所以要求绝对自由，就必须把权威原则从社会生活中铲除掉。在他的眼里，权威这个字眼简直是一种罪孽。他说：我们否认一切立法，一切权威，一切特权的、特许的、官方地和法律的影响，即使它是从普选中产生的，我们确信他只会有利于少数占统治地位的剥削者，而受害那屈服于他们之下的极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认为，任何由官方强加人的权威和任何权力的影响，都会直接变成压迫和虚伪，都会把奴隶性和荒谬性强加于人，从而变成一种怪物，变成否认人性的罪孽，变成奴役和精神堕落与道德败坏的泉源。有鉴于此，他要绝对排除权威原则的任何应用和表现。

联邦主义
巴枯宁主张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绝对自由的自由社会。他认为，自由应当是一切社会组织（不管是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建立的唯一原则。社会秩序应当是一切地方的、集体的和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综合结果。 从这点出发，巴枯宁设计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他强调放弃一切强制政权，社会革命应导致任何政权原则的消灭。原先他赞同通过互助合作社的办法去逐渐消灭国家。后来则主张用暴力攻击的手段去摧毁国家机构，使之时发挥普鲁东所规定的从属作用，即成为简单的办公厅和服务于社会的事务所。

巴枯宁认为，政治上的集中应让位给经济上的集中，因为前者会扼杀自由、个人生活及居民的自发行动，而后者则是构成文明的主要条件并创造著自由。这种没有人统治人的无政府状态，正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随着国家和一切权威的废除，巴枯宁提出，一切政治和经济组织，都不应像现在那样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按照统一的原则来组织，而应当自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按照自由联合和联邦的原则来组织。基本单位是地方公社，再由公社组成自由联邦，直至最后建立国际联邦；每个人可以自由退出公社，而每个公社又可以自由退出联邦，不受任何权威原则的干预。他认为只有到那时候，一种合理的、富有生命力的制度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才不再和社会利益相矛盾。

唯心主义国家观
巴枯宁对国家的看法表现出最明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第一，用作为社会意识的宗教来解释国家的起源。他认为国家是通过神的万能威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建立起来。

第二，把国家看作是外来暴力的产物。他说，一个有限国家的存在会使遭到威胁的那些个人联合起来成立国家。于是，人类就分裂成为彼此格格不入的互相敌视的，互相威胁著无数的国家。这就等于说，国家是国家的产物，或者说国家是那些个人和已存在的某个有限国家之间对立的产物。

第三，是民族血统为国家产生之起因。他称民族血统或民族本性，把人类分为政治性的民族和非政治性的民族或者分为国家主义的民族和非国家主义的民族两种类型。前者建立了国家，而后者则没有建立国家。

第四，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而在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本身。他把国家看成是资本的创造者，说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到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巴枯宁对于国家的种种解释，是要表明国家是人为的强加给社会的东西，因而可以人为地加以废除。

社会进化
巴枯宁认为，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巴枯宁在谈绝对自由时，常常与平等原则联系起来，认为个人自由只能在一切人的平等中才能实现。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在巴枯宁看来，同私有制有密切关系的继承权，会促使土地和其他社会财富发生有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多数人的异化，另外，它不能使个人拥有精神和体力发展的同等手段，这又将是一切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从实际生活看，继承权已经成了社会财富转变为公有财产的障碍，由于它是一种特权，所以不管怎样对它加以限制，并不能消除它的经常威胁公有权利的不正当性。因此，巴枯宁主张社会革命应从废除继承权开始，并把它看作是解放运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他认为，如果把继承权废除，人们就可以把财产交给社会，使私有制变为集体制，从而也就可以实现阶级的平等。

马克思主义批判
巴枯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只有独裁——当然是他们的独裁——能产生人民的意志，而我们的回答是：没有任何独裁能有除自我永存外的任何目标，它也只能产生人民不得不忍受的奴役，自由只有从自由中产生，那就是以人类名义的普适的反抗和劳苦大众的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

1844年他写道：“在我看来，马克思过去是，现在仍是比我先进的。我过去从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我还没有根除掉形而上学的观察……他说我是个感情用事的理想家，他说对了，我说他是个空虚的人，背信弃义而又狡猾，我也说对了。”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种对立的革命理论之间的分歧在于：关于第一国际应当如何进行组织的对立观点，马克思主张运动的集中制，巴枯宁则主张一种以自治支部为基础的联邦制结构。他预言，“任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会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并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强大和有害的阶级统治制度。”

相关作品
《罗亭》，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曾以巴枯宁为原型创作了该小说，两人为朋友关系。

1871年，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参加并领导了巴黎公社运动。巴黎公社失败后，大会总委员会迁往纽约。总委员会核心由北美联合会的领导人左尔格等组成。马克思、恩格斯考虑，在新的形势下，国际组织形式已经过时，必须过渡到新的组织形式。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会议上宣布解散。
大会

• 1866年，日内瓦大会
  
• 1867年，洛桑大会
  
• 1868年，布鲁塞尔大会
  
• 1869年，巴塞尔大会
  
• 1872年，海牙大会
  

领导层

• 主席：1864年-1867年，乔治·奥杰； 1867年，职务废除
  
• 总书记：1864年-1867年，兰德尔·克里默；
  

威廉·兰德尔·克里默爵士（Sir William Randal Cremer，1828年3月18日－1908年7月22日），英国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曾任英国下议院议员、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书记，190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hr/>第二国际〔历史组织〕

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正式名称是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是一个由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组成的国际联合组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决定以同盟罢工作为工人斗争的武器。组织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解散。第二国际所作出影响最大的动作包括宣布每年的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宣布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并创始了八小时工作制运动。1916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内部分裂，该组织陷于瓦解。一战结束后，原第二国际左派组建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中派组建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右派重组了社会主义国际（伯尔尼国际、黄色国际）。


历史

1880年代末，欧美已有16个国家先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开展合法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盖得派”在1887年倡议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同时，法国工人党“可能派”联合英国、美国的同志先于决定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由他们发起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为了击败法国可能派夺取新国际组织领导权的企图，恩格斯做了大量工作，促使德、法等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于1889年7月也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同时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这样，在1889年7月14日，两个国际代表大会同时在巴黎开幕。恩格斯支持的大会有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参加，威廉·李卜克内西、爱德华·瓦扬、奥古斯特·倍倍尔、保尔·拉法格等2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卜克内西和瓦扬为大会主席。可能派召开的大会有10国代表参加，其中法国人占代表总数的84％，缺乏国际性，未能建立起国际组织。从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起，原来出席可能派大会的组织也改为参加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会议

第二国际内部有正统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三个派别。1895年，恩格斯逝世，第二国际内部分歧增大。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拒绝无政府主义者参加。至此，第二国际内部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失败。还剩下以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宣扬合法议会政治；和以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正统派，则宣扬阶级斗争。
到1914年，世界已有近30个社会党，各国建立大批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会会员达1000万人以上，合作社社员达700万人以上。在第二国际中，最强有力、最有影响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该党拥有108.5万名党员，在德国议会中拥有111个席位，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支持德国政府“保卫祖国”，从而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列宁听到消息后表示：“第二国际已死，第三国际万岁！”除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有许多国家的第二国际政党支持本国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社会党通过《拥护国际联盟案》，筹备恢复第二国际。1920年，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第二国际（又称“伯尔尼国际”或“黄色国际”）才恢复起来。但是很多国家的社会党拒绝参加，另外组建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又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该组织深受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影响。1923年，第二半国际与重建的第二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这个组织存在到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1年，“社会党国际”被重建，存在至今。
第二国际重要成员

德国

• 奥古斯特·倍倍尔
  
• 胡戈·哈泽
  
• 卡尔·考茨基
  
• 威廉·李卜克内西
  
• 卡尔·李卜克内西
  
• 罗莎·卢森堡
  
• 克拉拉·蔡特金
  

俄国

• 列宁
  
• 普列汉诺夫
  
• 阿克雪里罗德
  
• 马尔托夫
  
• 列夫·托洛茨基
  

法国

• 让·阿勒曼
  
• 茹尔·盖得
  
• 让·饶勒斯
  
• 古斯塔夫∙赫尔夫（英语：Gustave Hervé）
  

其它国家

• 爱尔兰：詹姆斯·康诺利
  
• 奥地利：维克多·阿德勒
  
• 奥地利：卡尔·莱纳
  
• 荷兰：安东·潘涅库克
  
• 荷兰：赫尔曼·高特
  
• 荷兰：彼得·耶勒斯·特勒斯特拉
  
• 比利时：卡米耶·胡斯曼
  
• 比利时：埃米尔·王德威尔德
  
• 瑞士：罗伯特·格林
  
• 意大利：菲利波·屠拉蒂
  
• 意大利：阿马迪奥·博尔迪加（英语：Amadeo Bordiga）
  
• 西班牙：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英语：Pablo Iglesias Posse）
  
• 土耳其：亚伯拉罕·贝纳罗亚（英语：Avraam Benaroya）
  

第二国际与中国

1905年5月中旬，孙中山以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姿态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与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进行会谈，提出接纳他的兴中会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请求，王德威尔德、胡斯曼等人认为当时落后的中国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未予批准。
<hr/>第三国际〔历史国际组织〕

共产国际（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缩写为Коминтерн），通称第三国际（Трет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相关人员和组织转入随即成立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



共产国际〔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历史

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2日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成立，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革命成功，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三国际本名“共产国际”，区别于第二国际的本名“社会主义国际”。第三国际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差不多皆为第二国际原有的支部分裂出来的，即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为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
1920年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国际章程》，并按照这个章程的规定选出了共产国际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并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1921年8月共产国际三大，中共首次派出代表（张太雷、杨明斋）与会。第三国际1919年至1926年的主要领导人是季诺维也夫，1926年至1928年的领导人为布哈林，1934年之后是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但因为当时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多，第三国际许多活动及决议都需要苏联支持，故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第三国际有重大影响力。
1929年7月共产国际第十次扩大全会结束后，国际共运领导人蔡特金在私下对一个瑞士同志说“共产国际已经从一个活着的政治体变为了一个死去的机构，它一方面只能吞下俄罗斯的指令，另一方面又用各种语言将这些指令反刍”。不过，在公开场合，蔡特金仍然以自己的声望支持共产国际并保持缄默。
1943年5月15日，苏联为拉拢英美，联合对抗纳粹德国，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解散共产国际。相关人员和组织转入随即成立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
共产国际下属组织

• 青年共产国际（1919年-1943年）
  
• 赤色职工国际（1920年建立）
  
• 共产主义妇女国际（1920年建立）
  
• 国际赤色济难会（1922年建立）
  
• 农民国际（1923年建立）
  
• 赤色体育国际（1921年建立）
  
• 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1927年建立）
  
• 国际工人救济会
  
•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
  
• 国际列宁学校
  
•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1931年成立）
  

领导人

主席

• 季诺维也夫（1919年－1926年）
  
• 布哈林（1926年－1929年7月19日）
  
• 莫洛托夫（1929年7月19日－）[3]
  
• 季米特洛夫（1933年－1943年）
  

副主席
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
总书记

• 瓦西里·科拉罗夫（1922年－1924年）
  
• 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
  

国际联络部

• 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
  
• 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塞尔
  

国际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曾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
进入中国
1920年4月，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受命组建中国共产党，在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1920年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和日本三个科，书记处全会选出三人临时执行局，维经斯基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



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沃伊京斯基

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沃伊京斯基（俄语：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93年4月5日 俄罗斯涅韦尔－1953年6月11日苏联莫斯科），或译维经斯基，本名扎尔金（俄语：Зархин），汉名吴廷康，俄裔犹太人，共产国际创立初期人物，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初创时期经费的实际提供者。1920年奉命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曾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中国研究家。

1920年2月，布尔什维克夺取西伯利亚后，打通了跟中国的陆地交通。不久在此建立俄共（布）远东局，负责在中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共产党的工作。4月，远东局派遣代表吴廷康来到中国北京，其妻M. F. Kuznetsova随行担任助手，见到李大钊。李大钊随即将他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5月，吴廷康在一位定居海参崴的山东平度籍华侨杨明斋陪同下前去上海，劝说陈独秀组建中国的共产党。陈于是开始与几个城市的革命者进行联络。8月，陈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家中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吴廷康协助成立了上海外国语学社，送青年出国学习，培养干部。次年7月，来自几个城市的十几名代表在不远处的望志路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5月，吴廷康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11月底，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还在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分裂后，离开中国。在伊尔库茨克从事经济工作。30年代在莫斯科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杨明斋（1882年－1938年5月），本名好德，字明斋，男，山东平度人，旅苏华侨，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曾受共产国际派遣，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共创始人之一。

生平

●早期生涯
杨明斋1882年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的农民家中，7岁开始读私垫，16岁辍学务农。1901年春，被迫闯关东后进入俄罗斯海参崴做工谋生。1908年在西伯利亚做工人，半工半读。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代表。1917年，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机关当职员，十月革命前后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被保送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被派回到日本占领下的海参崴，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身份从事秘密活动。

●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中国“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南亚书记处”。杨明斋作为维金斯基的翻译兼助手一同来华。到达北京后，通过苏俄驻中国大使馆的关系，找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长的李大钊。杨明斋陪同维金斯基在北京多次与李大钊等人会谈，取得了建党的共识。

5月，经李大钊的介绍，杨明斋陪同维金斯基转往上海，与陈独秀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和交流，并取得了共识。同月，参与了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等20余人。为了方便开展活动，杨明斋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租赁了一幢二层楼房。中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都设立在这里。

7月，杨明斋开办中俄通讯社（后改名华俄通讯社）。8月，杨明斋作为发起人之一，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后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此时他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他参与决定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22日，杨明斋和俞秀松受陈独秀与发起组的委托，又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为了培养青年干部，杨明斋成立了外国语学社，并担任社长。上海外国语学社于1920年9月30日开始招生。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都在这里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

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人代表在渔阳里六号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杨明斋和陈独秀受邀参加并被聘为荣誉会员。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工人们要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主办，杨明斋参与创办的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秋天，杨明斋还回山东，在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会谈，推动了济南共产党小组的建立。

1920年，杨明斋具体安排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20余人经海参崴赴苏联勤工俭学。

1921年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后，杨明斋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遣到达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情况。杨明斋与张太雷一起，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筹建工作。6月，与张太雷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7月中共一大后，杨明斋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成立党的支部，他为支部成员。

1922年7月，杨明斋参加中共二大。后任苏联顾问团翻译。后来杨与陈独秀因国共合作问题产生分歧，杨反对国共合作，于是离开广州，到上海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假利券》，再到北京居住，担任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编委和劳动通讯社编委。1924年6月，杨明斋出版了《评中西文化观》一书。

1925年夏，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杨明斋在广州任苏联顾问团翻译。10月，杨明斋受共产党委托，在上海负责接收和选送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并亲自率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人前往苏联。11月底到达莫斯科。后杨明斋留在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

●1927年后
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此时莫斯科中山大学拉狄克校长被撤职，亲斯大林的米夫担任校长，杨明斋与之思想产生分歧，于是提出回国。他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审查了他的履历，指派他到天津去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工作。他先是居住在北平一座只有一门一窗的狭窄屋子里，1928年10月,他写成5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然后被安排到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以国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此时他完成了全部18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此后由于失去联络，杨明斋再未见诸中共档案。

实际上，杨明斋辞去教职后进入西伯利亚，准备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陈独秀及中国革命的情况。但不久被苏联政府逮捕。1931年，杨明斋以“叛逃者”身份被流放到托木斯克当勤杂工。流放期间，他仍打算就中国的革命形势写书，名字选择《社会生存本义》或《伟大革命和伟大创作》或《伟大破坏和伟大建设》。他曾写信给张国焘，但张此时已经离开苏联，当时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王明等人没有理会过他，只有在西伯利亚内务部工作的师哲看望过他。1934年8月杨明斋流放期满回到莫斯科，在工人出版社任职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

1938年2月，杨明斋被共产国际以“偷越国境、擅离革命岗位”等罪名逮捕，5月26日被处决。

著作：
《评中西文化观》
《中国社会改造原理》

维经斯基7月4日到北京，7月5日至7日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共（布）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俄国汉学家译学馆俄文教习伊凤阁和鲍立维的介绍，联系到李大钊，又通过李联系上于上海的陈独秀。吴廷康经陈独秀介绍，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
通过一系列的会谈，吴廷康认识到“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他立即“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于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这是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吴廷康“不仅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亲自“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会议后，吴廷康和陈独秀、李汉俊、李震瀛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李汉俊负责出版部，刊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等小册子。组织部则“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组织部稍后还组织了10个地方工会和行会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吴廷康起草了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为在工会中进行宣传的材料。
维经斯基在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得到陈的同意，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人归纳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因此共产国际的刊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
内部准备
1920年7月27日俄共（布）西伯利亚中央局（俄语：Сибирское бюро ЦК РКП (б)）东方民族处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组成人员有冈察洛夫（俄共（布）中央全权代表，西伯利亚红军政委）、布尔特曼（东方民族处处长）、加篷（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西伯利亚使团副全权代表）。
1920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注意力开始转向东方，即“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些国家创建共产党和建立广泛的宣传鼓动小组网”。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机构(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使团东方局)、俄共西伯利亚地区局（俄语：Сибирское бюро ЦК РКП(б)）和俄共远东局等机构。
9月末俄共（布）远东局书记兼外贝加尔省委主席布龙斯泰因担任东方民族处主席团书记兼报道部主任。设中国科、朝鲜科、蒙藏科、日本科、总务科、宣传出版科、联络科、情报科。中国科负责人为阿布拉姆松、霍赫洛夫金（荷荷诺夫金）。该处领导维经斯基和朴金树对华工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机构改称东方民族部国外科。并列存在的还有俄共中央中国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设在上乌金斯克)和以M·留金为首的隶属于州党委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局(划归中东铁路用的地带)。远东共和国政府可以干预东方民族处的工作。
1920年9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在设立于伊尔库茨克的俄共（布）西伯利亚中央局东方民族处基础上，成立“机动的和临时性的机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帮助远东太平洋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寻找建立阶级组织。1921年1月完成组建，东方民族处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使团遂被取消。地区科(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即由一位俄罗斯人和一位“当地”书记负责地区科工作，由他们组成领导委员会(没有明确的固定的组织和主席)。
远东书记处主要领导成员有：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鲍里斯·扎哈罗维奇·舒米亚茨基(笔名为扎哈罗夫，兼任俄共（布）远东中央局委员、第五集团军政委、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全权代表）、副代表明斯克尔（设在哈尔滨的俄共（布）滨海边疆区委全权代表）、责任书记维经斯基和А·鲍得里茨基、情报科长С·И·斯列帕克、中国科俄方书记И·К·马马耶夫、中国科的中方书记先后张太雷、张国焘、共产国际青年工作全权代表С·А·达林、办公室主任布卡特等。派驻上海代表尼科尔斯基（瓦西里、别尔克、涅伊曼、瓦西里耶夫）。
中共成立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来自中国各大城市和日本留学生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13名党员（共有57名党员）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移至嘉兴南湖举行，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为领导机构。这也是中共通常认可的成立日期。1921年10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的决定，В·利金作为“在华工作全权代表”被派往中国，取代了尼克尔斯基(瓦西里)，接管了他的一切联系。
共产国际四大
1922年2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完成了帮助建党任务而撤销。舒米亚茨基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1921年3月至1922年3月的工作成果报告中说：“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一个辅助机构，通过这个机构共产国际在远东国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如在中国成立了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工会组织，为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物色了参加者，“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为辅助机构已不复存在”。舒米亚茨基在1922年2月奉命到赤塔工作。布卡特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伊尔库茨克联络站(国际联络部)主任。到1922年年中，国际联络部联络站在远东的数量缩减到3个(赤塔—哈尔滨—上海)。1922年夏秋间缩减共产国际编制的行动，使维经斯基、斯列帕克和政治顾问Л·Г·考夫曼这三位不得不负责整个远东的工作。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第三国际获取卢布、鸦片（方便在中国南方兑现）等援助及形势指导。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陈独秀率代表赴莫斯科参加。结束后，1922年12月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萨法罗夫、拉狄克、拉斯科尔尼科夫先后任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任副主任。东方部分为近东部、中东部、远东部。远东部部长维经斯基，副部长斯列帕克，中国问题顾问考夫曼。12月12日，维经斯基提出关于远东部机构的组织、义务的划分、支出的概算等方面的措施。维经斯基指出，应当直接在东方国家开展工作，以便更详细地了解这些国家的现状、政治经济状况的特点和年轻的共产党的组成。 1923年1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批准了维经斯基的建议，在海参崴成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维经斯基、马林 、片山潜、И·И·法因贝格、考夫曼 (马林和片山潜未到任)被指派参加该局工作。正值远东共和国领导改组：马特维耶夫成为政府主席，阿诺欣和库比亚科负责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布留赫尔负责军事委员会，科肖尔被任命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维经斯基认为，远东部和海参崴局的最重要工作是“使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300人) 接近工人群众，建立全国一切民主力量的反帝统一战线”。因此，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共产国际的领导，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从这一年起才开始以真正的政治组织而不是宗派主义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姿态出现在国家政治生活舞台上”。尽管海参崴局成立了情报机构 ，创办了印刷厂等，但远东局还是没有保持生命力，不能够与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建立固定的联系。1923年7月，海参崴远东局撤销，它的功能转到了与北满建立联络的正式的代表机构，而中共的影响没有渗透到北满。作为东方部的组成部分的远东部又存在了两年。
远东书记处
1926年3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改组共产国际机构的决定，把所属各支部所在国家按地理位置划分为11个地区，每个地区设立一个书记处，由共产国际派一位主管书记和该地区支部的代表组成。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地区）书记处于莫斯科成立。远东书记处成员有：维经斯基、别达赫特、谢马温、蔡和森、罗易、片山潜、金成树、杨诺夫斯基、基姆、得洪、卡斯帕罗娃、福京、太洪、袁庆云和多比索夫等。后来，彼得罗夫（拉斯科尔尼科夫）任远东书记处主席（又称主任）。1927年1月18日瓦格纳为远东书记处书记。
1926年4月远东书记处最初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拨款和建立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的问题。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4月29日决定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就近指导东亚、东南亚工作。由维经斯基(化名为谢尔盖、谢尔金)、拉菲斯负责出版工作、格列尔(教授)负责工会问题、福京(年轻人)负责青年工作，以及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远东局，以维经斯基为主席。还有曼达良(切尔尼亚克)。
1926年6月18日，维经斯基、拉菲斯、格列尔、福京组成远东局苏联代表团，在上海聚集并立即开展工作。远东局吸收了青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工作1年的纳索诺夫。中共派出陈独秀化名老头子为驻远东局常任代表，瞿秋白化名文学家为常任副代表。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参加中共执委会工作。其间，中共许多重大决策是在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的联席会议上讨论和决定的。
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批准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新的人员组成：鲍罗廷(化名银行家）、罗易(化名约翰逊）和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及日本共产党各一名代表，并拟由当时并未在中国的列普赛任远东局书记。3月17日，远东局原成员福京和曼达良离开中国。4月9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解散了远东局。4月27日至5月9日参加完中共五大后，维经斯基很快被召回莫斯科。6月，为协调政治代表和军事顾问在中国的工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增补布留赫尔 (化名加伦、乌拉尔斯基)。6、7月间，罗易和鲍罗廷被召回莫斯科，在他们的继任者牛曼和罗米纳兹 (化名伯纳)到达中国之前，只剩下了布留赫尔。7月8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决定 ，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常设中国委员会，其组成人员有：布哈林、拉斯科尔尼科夫、布朗，以及候补委员马吉。
与国民党决裂
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是为八七会议。1927年11月，罗米纳兹返回苏联。
1927年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立东方书记处，负责人库西宁。1928年3月，东方书记处成立军事委员会，主席别尔津，成员有米夫、布柳赫尔、赫梅廖夫、马马耶夫、苏兆征、向忠发等。1928年春，赤色工会国际派驻太平洋职工书记处书记米特克维奇(亚历山德罗维奇、乔治·哈迪)在中国履行共产国际代表的职责。第二位代表牛曼继续在广州工作。阿布拉莫维奇(化名阿尔诺、阿尔布列赫特)和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谢苗诺夫(化名安德烈)在上海。1928年4月米特克维奇返回莫斯科后，由阿布拉莫维奇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职责，直到1929年初。1928年6月12日，东方书记处决定成立常设中国委员会。
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操纵秘密召开中共六大。1928年6月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1928年7月17日-9月1日的共产国际六大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由原来的11个书记处减为8个，其中之一是东方书记处，其领导人是库西宁。受东方书记处委托，10月29日起，米夫着手组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常设中国委员会，11月1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在不同时期参加该委员会工作的人员有：米夫(负责人)、阿尔诺特、瞿秋白、张国焘(晚些时候黄平)、库丘莫夫、加藤、舒宾、纳索诺夫、阿布克夫、别尔津、格列尔、弗赖耶尔、沃林、马季亚尔、瓦西里耶夫、马祖特 、邓中夏、罗登贤、王若飞、余飞。为了高效地解决组织和技术性问题，从1928年底工作到1929年成立了小中国委员会(库丘莫夫、米夫、瞿秋白、张国焘)和在必要情况下邀请其他机构人员参加的专门的中国问题会议制度。
远东局
1929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远东局负责人И·А·雷利斯基(化名奥斯藤、保尔)，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共中央代表格哈德·埃斯勒（化名罗伯特）、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乔治·哈迪（英语：George Hardy (labor leader)）（1930年6月返回莫斯科，由赤色工会国际的另一位代表с·斯托雅尔替代)、青年共产国际代表Г·别斯帕洛夫（马西）。在恢复党、工会、共青团组织中给中共中央很多帮助。1930年2月到8月雷利斯基在莫斯科，由埃斯勒代理负责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和肯定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为共产国际领导层充分肯定、信任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远东局的新班子：米夫为远东局书记（1930 年10月到1931年4月在中国），成员有И·А·雷利斯基(化名奥斯藤，1930年8月至1931年8月在上海）、埃斯勒（罗伯特，1931年1月返回莫斯科）、斯托利亚尔（在中国工作到1931年6月）、别斯帕洛夫(在上海工作到1931年4月)和米林（即盖利斯，苏联红军总部第四局人员，只有一只胳膊，1930年9月任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三人军事小组组长，1931年4月回国）。
1930年，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成员己全部回国，又由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白区的白色恐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没有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在国际工作。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由王明（陈绍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为主持中央工作，总书记向忠发为傀儡。1931年4月，发生顾顺章事件。1931年4月下旬，远东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因安全原因陆续撤离上海，米夫和盖利斯、别斯帕洛夫一起离华，1931年6月鲁德尼克（牛兰）及其妻子被捕，接下来远东局的其他成员也相继离开(9名成员中的7位)，代表机构（远东局）事实上停止了在上海的工作，只有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茨维伊奇留在上海至1932年夏。
1931年，王明提出辞去代理总书记职务，改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要求，经米夫同意后，便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并于11月10日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33年7月，康生到达莫斯科，王明任命其为代表团副团长。
1931年10月3日与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两次开会讨论东方书记处领导班子，决定由东方书记处三位副主任米夫、马季亚尔、萨法罗夫组成东方书记处领导委员会，集体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米夫负责总的领导，萨法罗夫负责中东与非洲黑人国家，马季亚尔负责近东与所有阿拉伯国家。1932年2月，增补弗赖耶尔为东方书记处领导委员会成员。
1932年春，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代表格伯特到上海，工作到1935年5月。1932年3月4日，东方书记处副主任阿图尔·埃韦特（德国共产党员）为驻华代表、远东局书记，1932年9月到上海。1932年11月远东局在上海恢复工作。
1932年11月第三国际派遣德国人李德由满洲抵达上海，协助营救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1933年自愿申请去苏区，1933年10月化装成外国传教士进入苏区，并立即成为中共军事委员会核心之一。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李德被中共本土力量以“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现实情况”为由强行剥夺权力，第三国际逐渐失去了对中共直接控制。
1933年4月下旬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美国共产党员，化名弗雷德）到上海。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派遣美国共产党员赖安到中国，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中央局组织工会与反帝工作。193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派遣美国共产党员贝克到“到上海从事工会工作”，于1934年5月抵达。
关系中断
1934年3月下旬，曼弗雷德·施特恩被召回，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军事工作。1934年8月初埃韦特被召回，远东局成员剩下赖安、赤色职工国际驻华代表贝克、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盛岳）被捕叛变。1934年10月赖安被召回，远东局实际上停止工作。格伯特和威廉于1935年5月和6月相继返回莫斯科，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同共产国际电讯恢复的努力无结果。远东局在无形中结束。贝克在1935年2月被召回。
1937年，抗战爆发，王明回国，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是第三国际的嫡系，但王明的靠山米夫后来在苏联被清洗，毛泽东成了国际的新宠。王明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遭到批判，在党内失去势力。1940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使命。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在1926年和1927年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都被拒绝，但共产国际决议通过承认国民党为准共产党。蒋介石列名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名誉常委，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中最高地位。
在1926年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胡汉民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1926年2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在会议中讨论议决“关于接纳国民党（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第17条）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1926年2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表决。最终会议决定：“鉴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国际环境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未来发展前景，认为有必要提前同国民党代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1926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写道：“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决议通过了吸收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并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名誉委员。国民党代表胡汉民也在2月下旬列席了第六次扩大全会。
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后，蒋介石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指出苏联解散共产国际是为了切断与各国共产党的正式、附属关系，从而减低苏联的政治责任。但苏联仍对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有很大影响力。
非基督教运动
陶飞亚根据近年俄罗斯解密的历史档案记载指出，共产国际曾在幕后策划和推动非基督教运动。其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才开始被纠正。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位于苏联境内的领导机构。1928年6月，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六大，会议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宣布，今后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共产国际通过常驻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在此之前设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从1928年6月到1940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历时12年，前后共有四届代表团。
1928年之前的代表

• 1925年，蔡和森
  
• 1927年，向忠发
  

第一届
从1928年6月至1930年7月：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王若飞
第二届
1931年9月至1937年11月：王明、康生（1934年）



王明〔陈绍禹〕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原名陈绍禹（一说陈绍玉），字露清，笔名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等，曾化名泰山、风康、石绍禹、绍虞等，俄译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克劳白夫等，安徽金寨县双石乡（现属安徽六安市）码头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理总书记。中国共产党对其评价为：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康生

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原名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曾化名赵容、张溶，笔名鲁赤水，男，山东诸城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也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人物，生前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死后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1935年起，随着季米特洛夫主持共产国际工作和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1935年7月25日至8月7日），王明的影响力已大为削弱。根源在于当时的世界特别是欧洲政治形势下，共产国际总结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制定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而在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王明从共产国际“六大”和他本人的“左”倾观点出发，成为坚持错误意见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在1934年共产国际“七大”筹备过程中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严肃批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写、索波列夫主编、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1年版的《共产国际史纲》记载：

“在讨论过程中也表达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委员会的成员——贝拉·库恩、洛佐夫斯基、克诺宁和王明——起初还捍卫过时的指导方针，仅仅同意对策略作一定的修改。他们要求对革命高潮的成熟程度作更高的估计，使共产国际陷入不现实的预测之中。他们起初坚持说，社会民主党仍应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支柱，右倾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革命工会应该保持独立，等等。但是，在深入的讨论过程中，这些观点逐渐被克服，主张这些观点的人也承认要修正自己的看法。1934年6月至8月预备委员会的讨论，奠定了共产主义运动新政治方针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 495/1/3/201-204”

1971年王明还在世而且就在莫斯科，苏联又出于意识形态对抗需要而大力扶植和宣传王明的历史功勋、中共元老地位，这段记载证明了王明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左”到什么程度、受批评到什么程度。
李光（即滕代远）1934年底到达莫斯科，并进入中共代表团工作，1935年又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是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发言稿军事部分的起草人。陈潭秋（化名徐杰）、潘汉年（化名白林）、邓发（化名方林）、高自立、曾山（化名唐谷或唐古）、孔原、曾涌泉、杨松、赵毅敏等。1935年5月，遵照党中央关于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的决定，陈云（化名史平）从四川泸定到上海，于8月底9月初抵达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3名正式代表之一，并与滕代远等一起受到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接见。吴玉章主管宣传工作，负责在巴黎出版中文版《救国时报》。潘汉年在陈云等的主持下，代表中国共产党开始国共合作抗日的最初接触。秉承共产国际七大的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杨松执笔起草了给东北的《六三指示信》、《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由王明、康生签署发表。
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国际主席团委员、执委会执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负责整个亚非拉民族殖民地工作。但从共产国际“七大”起，根据各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转移到制定国际共运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策略上，原则上停止干涉各党内部事务。1935年10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机关结构的决议，明确指定“季米特洛夫同志还负责处理中国问题”，同时任命杨松（俄文名瓦西里耶夫，前任吉东特委书记，1937年回国任《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兼中宣部副部长）和郭绍棠（俄文名克雷莫夫）为国际书记处中国问题顾问，协助季米特洛夫工作。毛泽东曾充分肯定“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忙”。
1935年10月2日，中共代表团组建了满洲问题委员会，史宾（史平之误，即陈云）、唐古（即曾山）、孔原、白林（即潘汉年）、冯空（又作冯康，即魏拯民）、吴平（即杨松）、一民（即赵毅敏）等为委员，成为东北党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上级领导。
1935年12月23日，在由米夫和中共代表团提出的1936年1至3月中国工作计划中，满洲工作统一由杨松负责；康生（共产国际七大后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被指定主要负责华侨、海员俱乐部、学校、筹备中共建党15周年纪念等项工作，并会同梁朴（即饶漱石）共同负责工会工作，会同杜宁（即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共同负责改组中国救济会工作。
陈云成为代表团主要领导后，在向共产国际汇报和给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八分校（主要培养东北抗联干部）授课时，明确指出：“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指长征初期）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我们党能够而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奋斗的干部队伍”“我们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我们没有前进，说我们在原地踏步，是毫无根据的”。大力宣传了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被誉为国际共运的五大“英勇旗手”之一，其他四位旗手是在监狱中和法庭上与德、日法西斯斗争的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日共中央委员市川正一、匈牙利拉科西。甚至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做中国问题报告时，出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一经全世界代表听到之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呼万岁的空气，延长到五分钟之久”的场景。毛泽东缺席当选为第七届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5年底1936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毛泽东传略》一文，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伟大的军事天才家”、“世界革命领袖之一”、“斯大林在中国底最好的战友”、“最高的领袖”，表示“团结在他底周围，愿意在他底领导下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到最后一滴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下的，在巴黎公开出版发行的中文《救国时报》，累计发表毛泽东著作20篇、照片15幅，其中斯诺所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照片共发表6次，该报刊从未刊发王明照片；发表毛泽东生平1篇，即斯诺著《一个卓绝的伟人》。《救国时报》实际上承担了中央党报的职能，特别是成为孤悬敌后的东北抗联学习党中央精神、了解国内外局势的几乎唯一的渠道。
第三届
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王稼祥
第四届
1938年3月至1940年2月：任弼时
余声

1956年苏共中央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国。中办秘书局副局长裴桐（负责档案工作），率田风起、乐尔耕组成三人接收小组赴苏联，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接收了两万余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历时一个月完成交接任务，档案安全运抵北京，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这批档案，包括中共中央和一些地方机关、中共一大至六大党代会文件；“五卅”惨案和马日事变等重大事件的文件材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一些政治材料，如孙中山的声明、讲稿等。这些档案材料反映了中共早期历史和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极为珍贵。中共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宣言》等都由于建党初期没有妥善的档案工作，国内没有保存下来；都是从这个渠道获得了保存在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原件，再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
反共产国际协定

反共产国际协定 （又称防共协定，德语：Antikominternpakt，日语：防共協定）是纳粹德国与大日本帝国在1936年11月25日签订的反对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协定，由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德国大使武者小路公共签署。此协定后来陆续有其他国家加入。在1939年最初的签署国只有意大利王国、匈牙利王国、满洲国和西班牙国。1941年时，这个协定的签署国包括了保加利亚王国、汪精卫国民政府、克罗地亚独立国、丹麦保护国政府、芬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罗马尼亚王国、斯洛伐克。



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与德国外长（英语：Foreign Minister of Germany）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时的照片


协定包括3条正文、附属议定书和秘密附属档案。主要内容有：缔约国相约互通关于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并紧密合作，协定和采取必要的防止措施；对“受共产国际威胁的第三国”采取防止措施，或共同邀请其加入本协定；设定常设委员会，协定反共事宜。秘密附属档案规定：当缔约国一方遭到苏联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任何有利于苏联的行动并立即商讨“保护共同利益”的措施；未经双方同意，不得与苏联缔结违背本协定精神的任何政治条约。该协定的签订是德、日、意法西斯为扩大对外侵略相互借重力量的产物，标志着轴心国的初步形成。
<hr/>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国际组织〕

第四国际（英语：Fourth International，缩写为FI；法语：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西班牙语：Cuarta Internacional），原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World Part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是由流亡海外的苏联领导人之一列夫·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创建的国际性联合组织。该组织创建于1938年9月，与斯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相抗衡。在1940年托洛茨基遇刺身亡后，第四国际不断分裂，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1953年的分裂。



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的前身是1929年托洛茨基等人组织的国际左翼反对派，在政治上宣称继承共产国际前四次大会的政纲和决议（共产国际前三次大会的宣言乃至共产国际前身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宣言的主要执笔人正是托洛茨基）。目前，第四国际仍然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托洛茨基主义国际组织。
历史

早期
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苏联驱逐出境后，创办《反对派公报》，建立国际托派组织，号召各国的支持者留在共产党内作为一个左翼反对派以“纠正”党的路线。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托洛茨基这才认为受斯大林主义支配的第三国际已不可救药，宣布他们的活动方针不是对共产国际进行改革、而是同它决裂，认为苏联需要一场政治革命切除官僚专权集团这个“恶性肿瘤”，故开始筹建第四国际。由于托洛茨基一直寄希望于通过社会革命使国际应运而生（有类似先例：即第三国际早在1915年就开始酝酿，但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和1918年德国革命后第三国际才有了空前广大的建立基础和迫切需要，第三国际于1919年建立），加上当时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很可观的工人阶级革命高涨（尤其是1930年代中期的美国、1935年以后的法国和西班牙），所以托洛茨基迟迟不打算宣布第四国际成立，因此他与他的追随者也发生过许多争论。1938年9月，在巴黎举行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宣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托洛茨基为大会起草了题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 过渡纲领 》）的文件，宣称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开始有些腐烂了”。人类出现的危机是“ 革命领导的危机 ”，第四国际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主张实行“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它认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划分已经过时，而提出“过渡纲领”，即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从怎样计算工时到建立劳动者政府的一系列过渡性的要求 。
发展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第四国际创始人。

国际托派在其兴起（1930年代初期）以后的十余年里伴随着世界革命高涨而一度壮大，例如在比利时、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一定力量，在斯里兰卡甚至有好几年争取到了左翼力量的多数（智利托派甚至参与了总统大选，提出十分激进的政治纲领）。但总的来说，斯大林控制的第三国际仍支配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部分地由此导致世界革命的节节败退（从中国1927年中国国民党清党，以及导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到西班牙内战在1937年的巨大失败等等）。
直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前，国际托派一直是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的派别，但有个别托派政党在所在国影响较大（例如锡兰的兰卡平等社会党）。据托洛茨基日记记载，在1930年代中期，第四国际成员约有3000多人。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国托派约有750人。在中国，1931年成立了聚集起500多人的托派政党“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包括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和一批中层干部）。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托派兴起时的大致规模。二次大战极大地损伤了第四国际的多数支部，因为托派也积极参与了各种反压迫斗争因而被迫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中国托派投入了抗日战争和后来的国共内战）。二战后，第四国际党员在所有的工人官僚国家（苏联、东欧、中国、越南、古巴等）最终都遭到大肆污蔑、诋毁，以及残酷迫害（中国的第四国际分子郑超麟、周仁生等几百名无产阶级革命者，只是因为政见不同，就在“革命政府”下坐了20多年牢，并长期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走狗”；部分托派如王凡西、楼国华、向青等，则流亡海外或港澳地区）。
在欧美和拉丁美洲，托派的影响渐渐扩大。但第四国际在1953年的大分裂后却不断陷于各种小的分裂，尽管有1963年所谓的“重新统一”，但到1970年代，仍出现了7、8个各自为政的“第四国际”，它们互相指责对方为“修正主义”。尽管如此，托派思想仍对欧洲政治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即深受托派思想及其活动的影响。1970年代，托派的传统核心据点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开始派出人员投入法国总统大选，尽管得票率很小，但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出于欧洲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评估，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这是长期以来最正统也最大的一个托派国际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厄内斯特·曼德尔曾说，1970、1980年代的资本主义欧洲已具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条件，但为何事实上并未出现新的欧洲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是值得第四国际成员乃至所有左翼人士反思的。
分裂
实际上，第四国际在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受资本主义社会和日常改良事务行政化的影响，更由于迟迟不到的欧美社会主义革命，其上层也在发生为托派所喋喋诟病的官僚化倾向。
第四国际另一名中央书记皮埃尔·弗朗克写于1970年代的党史教材《第四国际》，已具有显著的领导层本位意识，与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渐行渐远。这种官僚化腐化的倾向以及不满现状的普通托派的革新呼声，是第四国际越来越陷于分裂和琐碎争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原因，也是运动僵而不进（例如1968年法国革命的大失败和1975年葡萄牙革命的半途而废）的结果之一。
21世纪后



第四国际文件

相对过去而言，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的第四国际经过十年左右的反思和整合后，取得了较大发展。
2003年，第四国际召开了第十五次世界代表大会，讨论了从西方工人运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复辟到同性恋、生态危机等一系列世界政治议题，并通过一系列决议。
第四国际各个支部积极参与反战争和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活动，例如英国托派积极参与反对伊拉克战争等大规模群众运动。
现状

目前，共有三个托派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巴黎的第四国际、第四国际 (重建国际中心)和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自称为1938年成立的第四国际的直接延续。现在一般所称“第四国际”，即总部设在巴黎的第四国际（过去，它的领导机关是联合书记处，因此该组织原来也被称作“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2003年，该组织的领导机关由联合书记处变更为执行局和国际委员会，所以现在已经很少用“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来称呼该组织）。
第四国际面临着领导层官僚化、失去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基础的危险。另外，部分试图革新的托派组织为了打破过去的托派造成的不利政治局面，存在着不管良莠好坏、急于招兵买马的功利实用化倾向。
目前与第四国际有联系的政党和组织

支部




过去与第四国际有联系的政党和组织

前支部


前同情组织


过去有支持第四国际的内部派别的政党和组织


内部派别

争取革命国际倾向
得到以下组织支持：



<hr/>第五国际

第五国际（英语：Fifth International）不是一个单一的组织，而是一个用以泛指各社会主义流派计划或尝试创建的新的国际工人组织的术语。



纪念十月革命五周年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苏俄海报

建立第五国际的呼吁和努力

1938年11月，即第四国际第一次大会举行两个月后，在巴塞罗那受审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七名成员宣布他们支持建立“一个战斗的第五国际”。1941年，阿根廷托洛茨基主义者Liborio Justo（Quebracho）脱离托派组织时也提出了建立第五国际的主张。1965年，林登·拉罗奇退出第四国际时也呼吁建立第五国际。 1994年，亲近争取社会主义未来运动的几个非常小的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小组建立了“共产主义者第五国际”。1990年代后期，一个名为“争取革命共产主义国际运动”的小型托洛茨基主义国际组织更名为“争取第五国际联盟”。

争取第五国际联盟（英语：League for the Fifth International，缩写为L5I）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国际组织。该组织原名争取革命共产主义国际运动，1990年代后期改为现名。该组织的创始成员有英国的工人力量、爱尔兰工人团体、法国的工人力量和德国的工人力量团体。在该组织于1989年召开的代表大会结束后，该组织采用了一份共同纲领：《托洛茨基主义宣言》，并以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各国支部受该组织的共同决定的约束。该组织出版英语季刊《第五国际》和德语季刊《革命马克思主义》。该组织原来最重要的成员是英国的工人力量，现已解散，其成员转而加入英国工党并在工党内部形成“红旗纲领”。

争取第五国际联盟标志

成员

陈佳子是我

已经没有越南什么事了。越南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环了。

水莲妖妖

而且是个强大的新兴帝国主义势力犹如当年德二

國棟

感谢，解决了我长久以来的疑惑[捂脸]

逸水寒枫

帝国主义算不上，毕竟还没有对外扩张侵略过

红葡萄绿芭蕉

当代帝国主义并不直接追求有型的殖民地。例如法国在西非发行的非洲法郎事实上使西非前法属殖民地除了名义上独立外没有其它本质变化，同样诸盎格鲁萨克逊帝国主义国家在拉美、东南亚、南亚、北非、中东、黑非洲（这也是大越南目前相中的地方），低地三国、北欧四国、中欧德奥、南欧意大利加上法国对欧盟及东欧其它国家也是疯狂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加劳动力掠夺，这些和当初英国在印度做的除了给了殖民地名义上的独立外无本质区别。

季光波

感觉第四国际开始左派就有点喜欢搞内斗了，在zbzy面前逐渐不团结，甚至。。分裂了？

程芳金

你要知道美国新保守主义大佬在上世纪30年代时也是托派成员，并且从左转到右，从不断革命论转为不断征服论。。。

广州老万

缅甸、老挝、中国表示我干你呀的。了解一下对越反击战的原因，已经越南在70年代的侵略战争再表示吧

钢琴王子

话说托派好像连自己的具体纲领怎么实践都不知道。。。。被搞也是后面的事情了。。。。[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