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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是国际经济的过渡期，这两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贸易战。金融危机以来的逆全球化，在贸易战的推动下达到顶峰。其次，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使得矛盾在延缓的同时也越积越大。
一、贸易战
新兴资本大国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贸易战是这种矛盾的第一次集中表现。
“美国从2018年3月开始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7月挑起对中国的贸易冲突，9月进一步升级……美国发起的这一次贸易冲突还通过提高关税和原产地标准，阻碍中间品贸易发展，从而阻碍国际分工扩展和全球生产率的提升，这将对世界经济造成长期不利影响……当前逆全球化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美国单边主义贸易措施上， 而且表现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上。制度安排具有长期性，因此其对全球化的影响将更为深远……一个重要的逆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美墨加协议。美墨加协议包含不利于跨国配置价值链的规定。该协议用提高原产地标准的办法来限制生产外包和跨国组织生产活动。”
2019年，“处于贸易摩擦中的中国和美国，贸易增速均大幅度下降。除中美以外，世界主要地区和主要经济体均出现贸易萎缩现象，萎缩程度甚至超过中美两国……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是全球贸易萎缩的重要因素，世界经济整体下行对全球贸易萎缩造成了重要影响。”
在全球贸易摩擦的当口，美欧日协调立场，发布联合声明，要调整国际经济规则。“美、欧、日拟议中的国际经济新规则，将对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内经济政策造成重要约束。这些新规则的推行，可能引起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激烈冲突和重大利益调整，并可能危及世界经济稳定。”
二、凯恩斯主义导致的债务风险
2018年社科院总结，全球有三大金融风险，“当前的世界经济面临三大金融危机的诱发因素， 一是美联储加息缩表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和货币危机， 二是高债务国家出现债务违约风险甚至债务危机， 三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速下行或者进入衰退期引起其资产价格暴跌并向其他国家传染。”其中，债务高企和金融危机后各国的凯恩斯主义方式息息相关。
按社科院分析，这种高债务随时会爆发危机。“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已经困扰世界经济多年，再一次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重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政府债务激增， 容易引发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和债务危机；另一方面是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加息可能引起的全球利率水平上行， 导致各国债务负担加重， 以及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引起的偿债能力下降， 有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
到2019年，发达经济体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一轮经济下行与过去相比，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处于利率下限或者利率下限附近，货币政策刺激空间有限。从2015 年12 月开始至2018 年12 月，美联储3 年时间内9 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提高至2.25%~2.50%。当联邦基金利率还远没有达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时，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下行，美联储开始降息。连续三次降息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至1.5%~1.75%，离利率下限已经不远。即使降到-1.0% 以内的负利率，降息空间也有限。英格兰银行在2017 年和2018 年两年内仅将政策利率从0.25% 提高0.75%,现在又面临降息压力。而欧央行、日本央行分别是从2014 年和2016 年开始进入负政策利率环境,在还没有退出负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又需要实行新一轮宽松政策了。”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球疫情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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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6 15:5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