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该如何演进？

潜心笃志

一、何谓体育：中西方的观点
      体育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体育”一词却出现得较晚。因为在“体育”一词出现前，世界各国对体育这一活动过程的称谓都不相同。在古希腊，游戏、角力、体操等曾被列为教育内容。在17～18世纪中，西方的教育中也加进了打猎、游泳、爬山、赛跑、跳跃等项活动， 只是尚无统一的名称。18世纪末，德国的J．C．F．古茨穆茨曾把这些活动分类、综合 ，统称为“体操”。进入19世纪，一方面是德国形成了新的体操体系，并广泛传播于欧美各国；另一方面是相继出现了多种新的运动项目。在学校也逐渐开展了超出原来体操范围的更多的运动项目，建立起“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这一新概念。于是，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体操”和“体育”两个词并存，相互混用，比较混乱，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统一称为“体育”。1762年，卢梭在法国出版了《爱弥尔》一书。他使用“体育”一词来描述对爱弥尔进行身体的养护、培养和训练等身体教育过程。由于这本书激烈地批判了当时的教会教育，而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因此“体育”一词同时也在世界各国流传开来。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体育”一词的最初产生是起自于“教育”一词，它最早的含意是指教育体系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到19世纪，世界上教育发达国家都普遍使用了“体育”一词。而我国由于闭关自守，直到19世纪中叶，德国和瑞典的体操传入我国，随后清政府在兴办的“洋学堂” 中设置了“体操课”。1902年左右，一些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从日本传来了“体育”这一术语。随着西方文化不断涌入我国，学校体育的内容也从单一的体操向多元化发展，课堂上出现了篮球、田径、足球等。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不能把学校体育课称体操课了，必须理清概念层次。1923年，在《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中，正式把“体操课”改为“体育课”。从此“体育”一词成了标记学校中身体教育的专门术语。


       我国体育历史悠久，但“体育”却是一个外来词。它最早见于20世纪初的清末，当时，我国有大批留学生东渡去日本求学，仅1901年至1906年间，就有13000多人。日本在physical education一词的翻译上并不是一步到位译作“体育”的，而是经历了从译作“身体（之）教育”、“体教”、“身教”到译作“体育”的日文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在19世纪70年代完成的其中，学体育的就有很多。回国后，他们将“体育”一词引进到中国。在我国，“体育”这个词最早见于1904年，在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中提到对幼儿进行全面教育时说：“保全身体之健旺，体育发达基地。”在1905年《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上也提到：“体育功夫，体操发达其表，乐歌发达其里。”在我国，最早创办的体育团体是1906年上海的“沪西士商体育会”。1907年我国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绍兴也创办了体育会。同年，清皇朝学部的奏折中也开始有“体育”这个词。辛亥革命以后，“体育”一词就逐渐运用开来。“体育”一词在含义上也有一个演化过程。它刚传入我国时，是指身体的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出现的，是一种与维持和发展身体的各种活动有关联的一种教育过程，与国际上理解的“体育”（phyical education）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其目的和内容都大大超出了原来“体育”的范畴，体育的概念也出现了“广义”与“狭义”解释。当用于广义时，一般是指体育运动，其中包括了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和身体锻炼三个方面；用于狭义时，一般是指体育教育。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体育”的概念提出了一些解释，但比较趋于一致的解释为：“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教育过程”。


但是，综合我国目前的体育发展现状，似乎中国的体育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中国的体育研究似乎就是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理学做的漂亮的外衣，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体育的内核必不可少。那么中国体育发展究竟受什么问题困扰?中西方体育有何不同？西方的体育是否可以用来解读中国体育的发展，关于上述问题，仍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二、中国人的体育：独特性背后的原因
        正如涂雪飞（Xuefei Tu，2010）所归纳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体育活动呈现以下特征：（1）中国人喜欢安静的、被动的活动，而不是激烈的体育活动，而西方文化更倾向于积极的、动感的体育活动；（2）在很多体育活动中，中国人往往喜欢扮演观众的角色，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3）与户外休闲活动相比，中国人更喜欢室内的活动，比如读书、听音乐、和朋友聊天等；（4）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更加以工作为导向；（5）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很少进行集体性的活动，或需要一大群人参与的活动，相反，许多国外活动都是个体性的；（6）与西方人相比，中国更加注重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7）在中国，体育理念并不系统，在许多情况下，都无法按照西方人的标准来进行界定（Wang & Stringer, 2000）。


       鉴于中国人独特性体育特性，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塑造中国人的体育特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特别强调了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流派——儒家和道家对休闲的影响（刘等，2008）。道教主张欣赏自然可以给人带来内心的和平与宁静，并增进人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因此，它鼓励人们回归自然，并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因此，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更喜欢独自安静地欣赏自然之美，而美国人更享受具有挑战性的、刺激的户外活动（Wang & Stringer, 2000）。同样，刘等人（2008）指出，道教对中国人的思想和体育理念的影响在于，它强调一种自然放空的思想状态和一种休闲的生活方式。而儒家思想在倡导一种相对自由、悠闲的思想和状态时，主张人们要关心国家和百姓。这对中国人的体育方式也起到了很大影响。然而，考虑到传统文化曾经遭遇的破坏，实际上不应过于强调道教和儒家思想对现代中国人体育方式和活动的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动（例如劳动力人口的变化）、日益明显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以及科技革命，已经仍将继续改变中国人的工作和体育活动方式。涂雪飞（2010）针对中国学生的研究证明，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似乎并没有对学生们的体育行为产生主导性影响。当我们试图准确理解现代中国人的体育行为时，有必要将其历史演进过程考虑进去。
三、中国人体育方式的演进：简要的历史回顾
        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和封建主义制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体育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深深根植农业生产和生活，与大自然的节奏息息相关。例如蹴鞠、角力、捶丸、礼射等。许多团体性的民间活动，如武术、赛龙舟、舞狮、踩高跷、放风筝等，都在传统节日举行，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和重阳节等。这些活动中的大多数，都是以家庭和团体为单位的。中国人参与活动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享受天伦之乐。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网络，将家庭成员、朋友和相关群体联系在一起。独乐乐不如与人同乐，这是中国人参与体育活动的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特别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已挖掘整理出了1000多个体育项目。比如蒙古族被称为“男儿三项游艺”的摔跤、赛马、射箭；回族的踢毽、拔河；藏族的赛牦牛；苗族的荡秋千、划龙舟；壮族由青年男女表达爱情转变为对抗性比赛项目的“投绣球”；朝鲜族的跳板；满族的滑冰；侗族的骑木马(踩高脚)；瑶族的打陀螺；高山族的放风筝；柯尔克孜族的“追姑娘”；布朗族的藤球等等。而龙舟竞渡、风筝、秧歌、围棋、气功、太极拳等，则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共同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中国还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民族体育健儿欢聚一堂，竞献技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经历了全面的变革。体育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传统的体育活动开始复兴，各式各样的西方体育活动也被人们热情地接受。然而，伴随着体育多元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人们普遍反映缺少场地设施；当有了场地设施，很多人却不知该做什么；在从事各种体育活动时，有的人缺乏相应的习惯和技能，同时产生了炫耀性消费和奢侈消费的现象。值得庆幸的是，政府意识到了体育对百姓生活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满足人们日益蓬勃的体育需求。
四、能力/个性与自由/平衡矩阵：理解中国人体育教育和方式的新框架
       能力、个性是西方体育教学研究的关键概念，特别是在北美。美国高校主要存在两种体育教学模式。第一种是培养体育能力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是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学生的自我探索尝试、自学自练自控和互帮互学互练，以培养学生体育能力为主导的体育教学活动的策略。他培养开发学生各种体育能力，通过培养学生的体育能力，来获得体育教学的综合效益，完成体育教学的各项任务，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这种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自主和自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学生的自我的探索、自我联系和发现，来培养各种体育能力，完成教学各项任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辅助、激励学生进行学习，逐渐地接近，以致最终达到教学目标。第二种模式是发展学生个性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是从不同年龄学生的兴趣出发，采用多种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和组织形式，以发展学生个性为核心的体育教学活动的策略。他从学生兴趣出发，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教学活动，来生动活泼地发展学生个性完成教学的各项任务，为培养个性充分发展的现代人服务。这种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启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全身心的投入体育活动。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引导辅助性的导航作用，以保证教学活动向着既定目标发展。美国高校充满自由气氛，在体育教学中，教师充其量只是指导者、鼓动家，指导鼓励学生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而不用固定的东西框住他们。这种教育方式，以学生为主体，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重视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同时，Markus和Kitayama（1991）以自我意识作为种族、文化涵化以及户外活动的动机三者之间的中间变量来分析体育体验。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种族对自我意识具有直接影响。北美和西欧的个人可能具有更加独立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倾向表现独特的自我、提升自己的目标。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则更加重视相互依存和归属感、适应以及提升他人的目标。Walker，Deng和Dieser（2005）指出，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具有不同的自我意识。例如，北美和西欧的人更加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亚洲、非洲和欧洲南部的人，往往具有相互依存的自我意识。不同类型的自我意识会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甚至他们的内在动机。刘慧梅和沃克（2014）认为，中国人相互依存的自我意识对我们的体育体验产生了影响。那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体育活动提供了更多与家人与朋友相处的机会，可以提高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和幸福感，通过体育可以结交新的朋友，促进人际和谐。这些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人的体育活动偏好。例如，大多数中国人更喜欢集体活动，并愿意为家庭责任牺牲闲暇时间。他们还认为，由于这种相互依存的自我意识，中国人把人际关系和归属感的重要性置于自由意志之上，而后者恰恰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关键要素。另外，他们指出，中国人喜欢安静的活动，因为他们喜欢温和的情感表达方式。由于他们的论证来自于他人的观察和分析，因此，上述分析结论只是逻辑论证的结果，而不是一种统计上的分析结果。
       在此，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对体育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应用。假设“个性—自由”是分析西方人体育活动时最为重要的变量的话，那么，在研究中国人的体育活动方式时，应辅之以“和谐”或“平衡”这一概念。在这里，和谐/平衡是指人与自然，身心、自我与他人，以及挑战与成就感等等之间的平衡关系。在这个矩阵中，能力/个性与自由/平衡分别为横轴和纵轴，可以对中西方人的体育教育以及需求之间的异同点进行解释和比较。当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角度，这一假设框架都需要进一步的科学检验。
注：文章部分摘选自宋瑞、杰弗瑞·戈德比合著《寻找中国的休闲：跨越太平洋的对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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